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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贩子张维平:两年拐走9男童被判死刑 三次因拐卖获刑

  • 2018-12-30 11:45:58
  • 来源:澎湃新闻网
  • 编辑:高密信息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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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2月28日法院宣判后,被拐儿童申聪的父亲和志愿者在一起。 受访者供图

47岁的贵州男子张维平,这次因拐卖儿童被判了死刑。

12月28日,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。张维平被认定拐卖了9名儿童,作案时间是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。被拐的9名男童,当时最小的1岁,最大的3岁,其中8人被卖往河源市紫金县。十多过年过去了,这些孩子仍杳无音讯。

张维平是一名累犯,此前曾因拐卖儿童两次被判刑。此次审判的案件中,4名同案犯曾参与拐卖一名儿童,其中被告人周容平也被一审判处死刑,另两名被告人被判无期徒刑,还有一名从犯被判刑十年。

这一系列拐卖儿童的案件中,关键中间人“梅姨”的身份仍然是谜。广州增城警方曾公布其模拟画像,向社会征集线索。今年12月29日,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从增城警方了解到,目前“梅姨”尚未归案。

“判了人贩子死刑,我很欣慰。”连续寻子13年的河南人申军良告诉澎湃新闻,他一直希望判张维平死刑,但又担心这个“人贩子”死了,以后没人辨认“梅姨”,“我们的孩子,只有梅姨知道卖给了谁。”

被拐男童申聪出生11个月时的照片。 澎湃新闻记者朱远祥翻拍

“找工作”的邻居爱逗小朋友,还给孩子买零食

申军良的儿子申聪,是在2005年被拐走的。当年申军良在广州增城务工,白天他去上班,妻子独自在出租屋带孩子。

广州中院的一审判决书显示,2005年1月4日上午,被告人周容平、杨朝平、刘正洪、陈寿碧联手将申军良的儿子抢走。当时陈寿碧在楼下把风,周容平负责接应,杨朝平、刘正洪携带透明胶、辣椒水等工具闯进出租屋,将申聪的母亲捆绑,强行抱走1岁的申聪,并将其交给周容平、陈寿碧夫妇藏匿。此后,周容平将孩子交给张维平。张维平将申聪卖至紫金县,非法获利13000元,他将其中1万元分给周容平等人。

张维平、周容平等5名被告人都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,来自同一个村。案发11年后的2016年3月,上述5人先后被警方抓获。

张维平归案后供认,除了申军良的儿子,他还在2003年至2005年拐卖了8名儿童。

据判决书记载,张维平拐卖9名儿童的作案地点,有4次是在广州增城区,1次在广州黄埔区,另有4次在惠州市博罗县。

张维平的作案区域,主要选择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乡镇。他会到一些出租房附近“踩点”,寻找适合下手的小孩。锁定目标后,他并不急于动手,而是以找工作、租房为名,成为目标的邻居,租住在小孩家旁边、对面或楼上楼下。

张维平租房,一般不出示身份证,偶尔出示的也是假证。他会说一些四川话,甚至还有一个外号“四川”,有时他称自己是广西人。

许多被拐孩子的父母还记得,当年的张维平为人随和,经常和居民一起打牌、打桌球,偶尔到网吧上网。他有个特点——喜欢逗小孩。那些孩子平常由母亲或老人带着,孩子父亲一般要外出上班。

“他看起来是个老实人。”2005年在增城打工的湖南人欧阳春玉回忆,当年张维平在她家隔壁租住了一个多月,“他经常带着我儿子去玩,买零食给我儿子吃,和我儿子玩得很好。”

2005年5月26日上午,欧阳春玉带着2岁的儿子在出租屋内。当时她进了厨房,儿子在门口玩。5分钟后她从厨房出来,发现儿子不见了,后来才知被张维平抱走,再也没有回来。

“我有意逗小孩玩,目的是为了跟小孩混熟,以后拐走他的时候不哭不闹。”张维平归案后供认。

在作案之前,张维平会找机会与目标家庭套近乎,甚至以找不到工作来骗取同情。来自湖南道县的李树全夫妇就上了当。

2005年李树全在惠州博罗的工地做泥工,认识了脚部受伤的张维平。“他说找不到工作,又没有钱。”李树全心地善良,自己掏钱带张维平去诊所治伤,让他在自己家吃住了一周左右,还帮张维平找了一份建筑工地的活。没想到,仅过了20多天,张维平以“给孩子买包子”为由,将李树全一岁半的儿子抱走了。

2017年11月2日第一次庭审时,坐在旁听席的李树全站起来质问张维平:“我们对你这么好,你为什么做出这种事?”坐在被告席的张维平低着头,没有应答。

一些被害人家属出示被拐孩子当年的照片。 澎湃新闻记者朱远祥摄

被拐男童大部分卖往紫金县,中间人“梅姨”是谁?

从在目标家庭的附近租住,到下手拐走小孩,张维平每次作案前的准备时间,少则十来天,多则一两个月。在此期间,他一边与目标家庭联络感情,让孩子熟悉自己,一边联系中间人“梅姨”,让她寻找买家。

2003年9月至2005年12月,张维平拐卖9名男童,都是通过“梅姨”找到买家。除了一个孩子卖到惠州市惠东县大岭镇,其他8名男童都卖到河源市的紫金县——因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,当地一些生育能力受限的夫妇,常托人寻找和收养外地男童。

“梅姨”当年也在增城一带活动,她确定好买家后,张维平便会伺机动手。两人将小孩带到紫金县等地,约好买家见面。交易地点有时在饭店,有时在马路边,有时在乡下买家的家里。

与买男童的夫妇见面时,张维平会为孩子的身世编借口。“我说孩子是我和女朋友生的,自己不想养了,给别人养,要一点抚养费。”他后来向警方交待。

判决书显示,张维平9次贩卖儿童的非法获利,除了两次分别为1.3万元和1万元外,其他7次均为每名儿童1.2万元。每次钱到手后,张维平都会给“梅姨”1000元“介绍费”。

“梅姨”到底是谁?这至今仍是未解的谜。

“梅姨当时有四十五六岁吧,短头发,讲白话,说话比较快。”张维平在第一次庭审时称,他不知道“梅姨”的真实姓名,是十多年前在增城租住时,隔壁两位老人介绍认识的。

增城警方曾向澎湃新闻透露,民警带张维平去找过认识“梅姨”的那两位老人,其中一人已去世,另一名八旬老者处于痴呆失忆状态。

庭审时公诉人出示的案卷材料显示,办案民警还带张维平在紫金县找到“梅姨”的前男友。该彭姓男子称,他十二年前曾与一名50岁的妇女交往,六年前就没有联系了。据其称,该女子叫番冬梅。

可警方在公安信息网查询,未查到相关年龄范围的“番冬梅”。

2017年6月,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公布“梅姨”的模拟画像,向社会征集线索。该通报称,绰号“梅姨”的女子涉及多起拐卖案件,真实姓名不详,现年约65岁左右,身高1.5米,讲粤语,会讲客家话,曾长期在增城、韶关新丰地区活动。

12月29日,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刑侦大队的办案民警告诉澎湃新闻,“梅姨”至今尚未归案,其身份不明给侦查工作带来难度,“如果知道身份,挖地三尺都要把她挖出来。”

牵涉一系列拐卖儿童案的嫌疑人“梅姨”模拟画像。 广州增城警方供图

“我希望判他死刑,但又怕他死了”

中间人“梅姨”没有归案,张维平、周容平等5名被告人则供认了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。

在拐卖申军良的儿子申聪一案中,一审法院认定主犯周容平“作用最重要、犯罪情节特别恶劣”,对其判处死刑;同案犯杨朝平、刘正洪被判无期徒刑,周容平的妻子陈寿碧被认定为从犯,判刑十年。

广州中院认定张维平拐卖了9名儿童,“情节特别严重、影响特别恶劣、后果特别严重”,对其判处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

12月28日到法院听了宣判的申军良说,张维平在法庭表示服从判决,另外几名被告人则称将上诉。

“累犯”成了张维平的一个标签。在此次判决之前,1999年7月,他因犯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法院判刑六年;2007年3月,他犯盗窃罪被增城市法院判刑十个月;2010年5月,他又因犯拐卖儿童罪,被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刑七年。

2015年8月,张维平刑满释放。但仅5个月后,他因10年前未侦破的拐卖儿童案再次被抓。这次法院认定他拐卖儿童9名,对其作出死刑判决。

申军良的代理律师张祥查阅相关案卷后介绍,张维平此前涉及的那两次拐卖儿童案件中,他拐卖了儿童2人。加上此次法院认定的9人,张维平共拐卖儿童11人。

“其实还有2名儿童,是他自己供认拐卖的,但因为证据不足没有起诉。”张祥介绍。

这次张维平一审被判死刑,申军良感到很欣慰,但内心有些矛盾。“我希望判他死刑,但又怕他死了。”申军良担心,在张维平执行死刑之前,如果“梅姨”还没归案,那就缺了“辨认的人”,“这些犯人里只有张维平见过梅姨,而只有梅姨知道我们孩子的具体下落。”

此案中,申军良是唯一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害人家属,他向5名被告人索赔300万元。不过广州中院认为,申军良被拐的儿子至今下落不明,其所受损失目前无法查明;因为失子导致精神疾病的申军良妻子,未提供诊断证明和医疗费票据等证据。法院以此驳回申军良夫妇的民事赔偿诉求。

申军良表示,他与律师商量后,再考虑是否补充证据上诉。他告诉澎湃新闻,下一步他计划将另外8个被拐孩子的家属集中起来,分组到紫金县等地寻找孩子,“已经找了十多年,现在更不会放弃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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